这是一本关于引导读书的册子。为了引导大家读好书，1997年清华大学推出一本《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推荐了中国文化名著、中国文学名著、世界文化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各20种，收效良好，在校内外获得积极评价。依据形势的要求，在总结以往指导阅读实践的基础上，由清华大学图书馆出面，邀集了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新雅书院、教务处和人文学院等院系的教授组成了一个编委会，对1997年版的《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版《清华大学荐读书目》。新版所推荐的书目除个别是近期一经面世便为世人公认为富有启迪意义的好书，一般均带有经典特色，历经岁月的淘洗，是具有传世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文化遗产。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原称为《诗》或《诗三百》，自从汉儒尊《诗》为经，后人递相沿袭，遂以《诗经》称之。《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
《诗经》是中国诗史的源头，它积淀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涵，具有不朽的诗史意义。它开创了中国诗歌关怀现世、注重民生疾苦、再现普通民众思想情感的诗歌之路，其赋、比、兴手法更成为后世诗歌艺术表现的基本法则。
《楚辞》原指战国时期楚人特有的诗歌形式，后来亦指西汉刘向汇集的一部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
楚辞的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据现代学者研究，屈原作品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23篇。这些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艺术手法而享誉中国诗史。
汉魏六朝是我国古代诗歌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此书选录汉魏六朝诗歌300首。
两汉盛行赋体文学，诗歌主要是汉乐府和古诗。乐府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广泛深入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其中有反映社会危机的诗篇，如《东门行》《悲歌》；有再现战争、徭役的诗篇，如《战城南》；有表现爱情世界的诗篇，如《上邪》《有所思》。《陌上桑》讽刺了上层人物的轻薄，《孔雀东南飞》反映了汉乐府的最高艺术成就，《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产生的年代相去不远，大约出现于汉末桓灵之世。这组诗主要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士人的思想和情感，其主题一是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情；二是仕途失意的苦闷。风格平易淡远，语言浅近自然，没有刻意雕饰的痕迹。
《世说新语》有《世说》《世说新书》《新语》等别名，今日通称为《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通过书中的人物形象，可以了解中古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全书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分为三十六门，记录了汉末到东晋士大夫阶层的一些逸闻趣事，虽然未必尽合史实，却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流社会和上层社会的政治斗争、人际关系以及学术思潮等内容。
本书选唐代诗人77家，其中无名氏2家，诗作共310首（四藤吟社主人为之补3首，成为313首）。此书所以能风行后世，至今不衰，不外乎篇幅紧凑而选目精当。康熙时编成的《全唐诗》共九百卷，收诗近五万首，卷帙浩繁，不适合普通人阅读。本书所选分量适中，而又贵能作者多元，体裁完备，内容广泛，风格多样，体现出对唐诗的精深了解和独到的选诗眼光。
宋诗相较于唐诗虽不无偏爱者，总体来看受到轻视和冷落，至有认为“终宋之世无诗”（清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者。钱钟书不然，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谈艺录》开篇即谓：“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即宋诗是与唐诗不同的一种美学类型。等量齐观的背后，是对宋诗特色和地位的体认和尊重。
本书编成于1957年，选诗人80家，诗作377首。首先应当提及的是选目的不易。其时并无《全宋诗》可用（40年后收诗近25万首的72巨册《全宋诗》才面世），他此前30年间就曾大量检阅各种宋人别集、总集，单《容安馆札记》中明确提及的就有近300家，编撰此书的两年间更遍读宋诗，杨绛先生曾感叹“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与理会到”（《我们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不能充分自主地决定作品的入选与否，留下了他人以及自己都耿耿于怀的遗憾，但识鉴精湛而又富于审美包容性的钱钟书既然在原始文献上下了如此大的工夫，则其所选一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选家心目中宋诗的精华、特色及诗史概貌。
本书选入唐五代至两宋词人74家，无名氏2家（其中敦煌词一组以一家计），共251首，分上、中、下三卷。俞平伯本人即为精于诗词创作的大家，且对历代词人、词作及词史甚为熟悉，故理解深，视野广，取材宽，抉择精。就所选一家论，能体现出该家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就全书整体观，能贯串起、勾勒出词史的发展衍变脉络。
中国古典四大名剧包括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
由元以降，文人参与戏剧创作的风气渐盛，四大名剧在思想内容、体制结构与唱白言辞方面都显示了文人戏剧创作的趣味与特征。
四大名剧中，《西厢记》与《牡丹亭》都擅长于青年男女情感的细腻描摹。《西厢记》中书剑飘零的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因彼此才貌而相互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后感情加深，却因身份门第的差距而遭遇重重阻挠。剧终张生得中状元，与莺莺结为夫妻。王实甫借剧中人物发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声。然王实甫之重“情”，较之关汉卿、白朴虽有突破，但仍不能与明代的汤显祖相提并论。在《牡丹亭》中，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却仍于游园之时产生思春之情，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后因情而死，又最终还魂复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牡丹亭·序》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很显然，汤显祖对“情”的推崇与张扬，已有冲决宋明以来的“理学”伦理羁绊之势。唯因如此，《牡丹亭》中的“情”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明代的政治环境、思想风潮、经济与社会形态之关联，我们在阅读中也应多加留意。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其成书在元末明初，再经修改润色而在清代定型。它演述汉末晋初百年风云，开启了以演义小说诠释解构历史、进而与史书分庭抗礼的局面。
本书通行的《三国演义》之名，易生误解，实则书中所述人物故事，并不局限于史学上所说的“三国”（公元220—280年），而是起于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从汉王室衰微，群雄争夺混战落笔，重点是魏、蜀、吴三分天下，魏灭吴、蜀，最终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其叙事长达百年，而且首尾呼应，完整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再归统一的过程。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即达千余人，将当时重要历史人物几乎尽数纳入，也写到了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本书立意甚高，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是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大走向、大趋势，远超讲述若干英雄豪杰传奇的范围。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为明代章回小说之双璧，讲述了北宋末年江湖好汉仗义行侠、除暴安良，并聚义梁山反抗官府的故事，明清以来社会影响深远。
明人最早记载本书，称《忠义水浒传》（高儒《百川书志》），也称《宋江》（郎瑛《七修类稿》），盖因小说素材取自北宋宣和年间的宋江起义。宋江起义时间短暂，其原因、地点、过程和结局，时人记载都较为简略且诸说不同。南宋民间“说话”已有杨志、武松、鲁智深等人的故事，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的“亨集”中，有杨志卖刀、劫取生辰纲、宋江杀惜、聚众起事、中计兵败后效力朝廷等前后连贯的情节，大致形成了《水浒传》故事雏形。元杂剧中“水浒戏”达数十种，其中不仅让宋江等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亮出“替天行道”旗帜，更将义军规模由“三十六人”扩充为“一百单八将”。所写李逵等人扶弱济困的故事，很有维护正义、勇于反抗的色彩。这些为后来章回小说《水浒传》的内容、主题奠定了基础。
《红楼梦》诞生于清中叶，描写了封建末世勋戚显贵之家贾府由盛而衰的命运，以及贾宝玉与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其思想和艺术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内涵深广、蜚声中外的小说名著。
《红楼梦》不仅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人物性格命运与传统的诗词曲赋、抒情写意水乳交融，兼具叙事之美和诗性之美，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审美画卷，“《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历来读者研究者对它怀有极其浓烈的兴趣，并形成了颇具声势、绵延至今而不衰的专门研究其书的“红学”，其续书之多，译作之富，也为世所罕见。
《古文观止》面世于清代康熙年间，本是“正蒙养而裨后学”的读书人启蒙读物，后广为流行，成为三百年来深得好评的古代散文选本。
“古文”一词，最初指上古文字，继而指《尚书》《易经》等先秦著述之文，南北朝时，指区别于当时骈文的散文，中唐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思想上推崇儒学，文体则主张写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宋元明清，古文在文坛占据压倒优势，“唐宋八大家”被公认为是文章典范。吴氏叔侄所选之古文，继承了唐宋八大家以来的传统，但又不完全是散体文，而是以散文为主，兼收一些韵文、骈文的传世名篇。换言之，本书虽以古文为名，而选材范围，比正统的古文广阔合理。书名中的“观止”，语本《左传》，意为可达尽善尽美，反映了二吴编选时的不为传统所限，力求囊括名篇佳作的抱负。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作，成书于1749年或稍前，最初以抄本传世，书中故事假托发生于明代，实际表现的是清代士林众生相与败坏的世风世俗。“儒林”一词源出《史记》中的“儒林列传”，指当时的读书阶层，“外史”者，专以区别国史列传之“正史”。正如作者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说：“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
阅读《儒林外史》时，注意把握情节结构上的特点。全书并没有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人物，不同人物随着不同的事件渐次出场、退隐。这种“缀段式”的故事模式与主题的表达之间是相互统一的。
《金锁记》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描写人性被家族制度和黄金枷锁扭曲的悲剧，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在《金锁记》里，张爱玲借助精神分析学的观点，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女主人公曹七巧被虐——自虐——虐子的心理蜕变过程，在人物心性病态和变态的分析上可谓发人之所未发，达到了罕见的深度，而在艺术表现上又体贴入微、恰如其分。如，小说的结尾描写垂老的曹七巧，其中交织着人物不堪回首的哀痛和作者饱含悲悯的分析，娓娓道来的叙述语调中自然地融入了体贴入微的分析，不温不火的语言恰切地传达出凄凉的意象，共同营造出一种苍凉的意境和凄怆的情调，而曹七巧倔强而又病态的个性、被害而又害人的一生，就在这样的意境和情调中无奈地走向终点。《金锁记》富于韵味的文学语言，继承了《红楼梦》优雅感伤的语言格调，而又达到如此富于现代性的心性解剖深度，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所以《金锁记》发表后不久，就被誉为当年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
《鲁迅选集》是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收入鲁迅的小说、散文、诗作中的代表作品，是一部全面展现鲁迅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的专集。
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呐喊》收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名篇，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彷徨》收入《祝福》《伤逝》等11篇小说，比较集中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故事新编》是1930年代创作的一组杂文化小说，采用古今杂糅的浪漫主义手法，把历史题材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使正面人物显示中国人民的战斗传统，反面人物漫画化、滑稽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五四时期的杂感和论文，形象生动、尖锐泼辣，形成独特的“鲁迅风”；1925年以后，杂文成为鲁迅的创作重心，内容从广泛的社会批评到激烈的政治论争；《野草》是第一部散文诗集，每一篇都在剖析作者的灵魂，显示他的愤激、感伤、企望和追求；《朝花夕拾》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集，其风格深挚平易而清新舒展。
《中国新诗萃》是由谢冕、杨匡汉主编的一套新诗选本，全书三册，“构成了涵盖期从20世纪初叶至80年代，涵盖面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整个大中国圈的范围。工程之浩大，遴选之严格，实属罕见”（语出该书“跋”）。
《中国新诗萃》第一册选录20世纪初叶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第二册选录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新诗；第三册选录20年代到80年代的台、港、澳新诗，全书汇集了著名新诗人胡适、郭沫若、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冰心、康白情、俞平伯、朱自清、宗白华、冯至、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林庚、孙大雨、孙毓棠、田间、臧克家、阿龙、绿原、穆旦、李季、阮章竞、公木、郭小川、白桦、公刘、闻捷、贺敬之、李瑛、邵燕祥、蔡其矫、流沙河、饶阶巴桑、铁依甫江、张志民、北岛、舒婷、顾城、韩东、江河、张我军、胡明树、路易士、覃子豪、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痖弦、杨牧等人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流派的中国新诗之大观。
《子夜》，长篇小说，中国现代作家茅盾的代表作，创作于1931年至1932年间。1954年，作家对《子夜》进行了文字修订，同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现在通行的多为这一修订本。
如果简要概括《子夜》的情节内容，可以说这部小说正面展开的是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奋斗、发达、失败的悲剧。这位曾经游历欧美、精明强干并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工业巨子，有一个发展实业、建立强大工业王国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雄心勃勃地拼搏，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甚至一气兼并了八个工厂，成为同业领袖。但是，在公债交易市场上，他受到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打压；而双桥镇的农民暴动，则摧毁了他在家乡经营的产业。他苦心经营的丝厂工潮迭起，处心积虑组建起来的益中公司又因为产品滞销而成为箍在身上的“湿布衫”。三条战线，条条不顺利，“到处全是地雷”。最后终因在公债市场和赵伯韬的角逐失败而破产。
《家》是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生动地表现了年轻一代在新文化思潮启蒙下的觉醒与反抗，因而成为一代又一代新青年走向进步的人生启蒙教科书。
《家》这部小说可以从两个角度阅读。一方面，《家》是一部非常形象的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史、崩溃史。作品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揭露了其戕害人性的罪恶。由于作者巴金本人就出身于这样的大家庭、对其内幕和黑幕非常熟悉，所以作品的书写非常真实，体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在这方面，《家》显然继承和发展了《红楼梦》和《狂人日记》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家》写作的时候已是1930年代，其时新文化运动磅礴开展，从旧家庭里已经可以产生勇敢反抗封建制度、力争个性解放的新一代，作家巴金也曾经留学欧洲，汲取了欧洲进步的思想与文学的营养，因此，《家》又可以说是表现年轻一代反抗旧礼教、追求新生活的青春之歌，作品的叙事和描写极富感情和激情，打上了欧洲浪漫抒情文学的烙印。我们从这部作品里，也可以看出巴金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他总是基于切身的生活体验而创作，是为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鼓舞人们走向富于人性的新生活而写，而非“为艺术而艺术”，也正因为抒写乃缘情而发，语言自然畅达，笔墨感情丰富，使作品具有真切感人的艺术效果，达到了“文不求工而自工”的境界。
《骆驼祥子》是著名作家老舍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失去土地的年轻农民进城当人力车夫而迭遭挫折的故事，令人悲悯也引人深思。
《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倾心书写底层市民生活遭遇的长篇小说。与大多数新文学作家出身于官僚世家不同，老舍是地道的北京贫民出身，他对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极为熟悉而且充满感情，他的写作也因此没有通常的新文学作家高高在上的启蒙腔口，而以贴近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亲切书写取胜。并且，老舍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事先做了极为认真的准备——他函访在北平生活的亲友、向研究社会问题和语言学的学者讨教、走访市民和人力车夫，正因为有如此充分和慎重的准备，所以作品写出来后，老舍自己也说：“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骆驼祥子》写出了祥子的双重悲剧——谋生发家的生活追求之失败，和由善良自尊到破罐破摔的精神人格之颓败。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和变化？这是发人深省的问题。《骆驼祥子》在人物塑造上卓有成就，尤其是祥子与虎妞两个人物刻画得鲜活生动、很接地气。同时，作者以市井口语为基础、提炼为爽脆幽默、极富京味的语言，避免了欧化气，推进了新文学的民族化——这是老舍的独特贡献。
《围城》写于抗战后期的沦陷区上海，着笔力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崇洋迷外、浮躁怯懦等种种病态痛下针砭，有意在艰难时世中召唤人的存在勇气。《围城》的语言幽默风趣，讽刺入木三分，是一部难得的长篇佳作，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钱钟书（1910—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3年毕业后任教于光华大学。1935年与杨绛女士结婚，同赴英国牛津留学。1938年秋回国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次年转赴湖南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1941年暑假回上海探亲、看病，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钱钟书被困于沪，乃蛰居坚守，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撰写诗论集《谈艺录》，抗战末期创作长篇小说《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新中国成立后短暂任教于清华大学，1953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后从中分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58年出版《宋诗选注》，1972年开始撰写古典研究著作《管锥篇》。
《北京人》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剧作揭露了旧的家族制度之弊害及其没落命运，也表达了作者对新的民族人格和新的社会之想象。《北京人》剧情自然、写情含蓄，标志着曹禺戏剧艺术的成熟。
曹禺（1910—1996年），原名万家宝，原籍湖北潜江县，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曹禺自幼随继母辗转于各个戏院听曲观戏，培养了对戏剧的爱好。1922年秋入南开中学读书，参与新剧的演出。1928年秋入南开大学学习，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学习，他广泛阅读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打下了丰厚的基础。1933夏秋之际，曹禺创作了处女作《雷雨》，一举成名。此后主要从事话剧创作。抗战时期任教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重要作品还有多幕剧《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蜕变》（1939年）和《北京人》（1941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剧作有《明朗的天》（1954年）、《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写，1961年）和《王昭君》（1978年）等。曾长期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生死场》是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成名作，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日伪统治下东北人民的痛苦生活和走向反抗的曲折过程，力透纸背地展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评语），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杰作。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鲁迅在给《生死场》作的序中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前后人民群众的深重灾难和走向反抗的艰难历程。小说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场景和细节描绘的细腻而力透纸背，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小说结构上有点“散漫”（胡风《读后记》），然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却沁人心肺，令人动容。萧红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描写的仍然是东北的乡土和人事，饱含着国民性批判的力道和乡土抒情的韵致，在艺术上比《生死场》更为成熟。
《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大波》是李劼人的长河小说三部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作者李劼人也被誉为“中国的左拉”（郭沫若评语）。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深受19世纪法国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的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将历史性的时代风云与具体性的人物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且善于把历史的大变动通过具体生动的风俗人情描写表现出来，因而使其作品既具有史诗的宏大性又富于风俗书写的细腻性。《死水微澜》通过对蔡大嫂与罗歪嘴、顾天成之间复杂的风情关系之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当时闭塞的四川地区一潭死水中潜藏的社会危机和人性人情的畸变。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出了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蔡大嫂的形象尤其出色。同时，作者还结合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写出了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和民情风俗以至于起居服饰、地方特产等，大大增强了作品叙事的历史真实性和极富趣味的文学可读性，赋予作品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其语言则颇有泼辣风趣而且麻辣爽快的川味。
《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描写193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探索、爱情追求及其在政治上的分化，很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青春之歌》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现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长篇小说，也允称一代青年追求感情、走向革命的青春赞歌。这部作品是杨沫以亲身经历和她对同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察为基础而创作的，所以写得真切感人，很有感染力，对各种知识青年的性格和心理之刻画也相当准确和细腻——不仅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真实感人，其他人物如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等也都写得形神兼备、个性鲜明，显示出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出色的艺术功力。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折射出丰富的时代内涵，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也具有耐人寻味的思想意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1950年代那个不无革命清教主义的年月，杨沫却在《青春之歌》中细致地描写了一些现代青年复杂的感情生活，这显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个性解放精神，成为这部“当代小说”的一抹亮色和鲜明特色。
《李有才板话》是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建立基层政权的曲折过程，批评了干部的官僚主义，塑造了善于斗争的机智农民形象，语言通俗生动、幽默风趣、很有民族风味。
赵树理（1906—1970年），原名赵树礼，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1943年赵树理写成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此后，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主编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曲艺》等，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等。1964年赵树理回山西晋城工作，“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平凡的世界》是当代作家路遥的长篇巨制，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城乡社会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而闻名于世，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平凡的世界》最吸引人之处，是它非常真切地写出了乡村知识青年艰苦卓绝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一点显然具有普遍的“励志”意义。作品里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出自贫寒的农家，但这个贫寒之家却有着良好的家风，仁孝、正直、厚道、有骨气，也渴望着能在文化上翻身。恰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重获生机，有知识、有心劲、有毅力因而也有所准备的乡村知青，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纷纷脱颖而出，通过艰苦的个人奋斗，既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推动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就此而言，以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的故事为主线的《平凡的世界》，可说是一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个人奋斗叙事。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所代表的农村知识青年难能可贵地超越了城市人惯有的那种原始野蛮的生存竞争和利己主义，而仍然葆有仁义爱人、助人为善的为人宗旨。哥哥孙少安开砖场发家了，仍然孝顺父母而且怜贫惜弱，尽力给村民们提供挣钱的机会，即使为此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他后来开大砖厂挣了大钱，也绝无土豪为富不仁的做派，夫妻俩积极捐资、用心修建了村里的小学。弟弟孙少平在求学与打工的过程中曾备受煎熬、甚至受到过伤害，但始终保持着仁义正直的为人底线。
《陈映真文选》凡五辑。第一辑第一篇文章《试论陈映真》，是作家出狱之后为自己的小说集写的序言，但署名“许南村”，语气也是第三人称的评论家口吻。也就是说，陈映真有意识地把自己分身为小说家和评论家，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1993年同样以“许南村”之名发表的《陈映真的创作历程：后街》。但无论怎样分身，“许南村”还是和其他评论家颇不相同。这不仅在于他提供了别人很难得知的有关陈映真的私密性信息，更在于他分析陈映真的心路历程时，其实也是在倾吐陈映真的心声。赵刚曾对此做过精彩分析，他认为仅仅把《试论陈映真》视为陈映真的“客观的‘自我剖析’”是不够的，“不如说它是陈映真历劫归来，昭告世人彼将一扫郁悒繁思，其将披坚执锐而为一战士的‘自我宣誓’”。（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台北：联经出版，2011年，第33页）“许南村”对“早期陈映真”近于苛刻的批评，应该放在这样的脉络上去解读，才能读出其丰富多义的内涵。
《透明的红萝卜》是当代作家莫言的成名作，它是对童年的困苦生活之写实，而又想象灵动、感觉奇异，预示了莫言此后创作的“魔幻写实”特色。
莫言（1955—），原名管谟业，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家境贫苦。1976年参加解放军，历任班长、图书管理员、政治教员、宣传干事等职。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创作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显现出独特的风格，随后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被读者推选为《人民文学》1986年“我最喜爱的作品”的第一名。莫言的小说注重表达主观感觉，叙事天马行空，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和“魔幻”取向。2011年8月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创作甚丰，代表作品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和《蛙》等。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精深博大，规模宏伟，内容丰富，千百年来在藏族群众中广泛流传，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不但是藏族文化、同时也是喜马拉雅山多民族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可以说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是藏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国际学术界有人给予高度评价，将它称作“东方的荷马史诗”。
与世界上其他著名的英雄史诗相比，《格萨尔》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世代相传，至今在藏族群众、尤其在农牧民当中广泛流传，是一部活形态的英雄史诗。第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假若翻译成汉文，有2000多万字。
《福乐智慧》是我国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学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所写的一部哲理性长诗，成书于公元1069年至1070年。《福乐智慧》的原名是《库塔德库·比力格》，直译是《给予幸福的知识》。该书原稿已佚，目前发现的只是三种原始抄本，即“一是维也纳抄本；二是开罗抄本；三是费尔干纳本”。它们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这三种抄本分别发现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埃及的开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而得名。维也纳本是回鹘文抄本，开罗本和费尔干本都是阿拉伯文抄本。自19世纪以来许多东方学者、突厥学家对这部长诗进行了翻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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