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之死：张学良晚年揭秘，咎由自取还是另有内情？

据张学良的侍卫张副官回忆，1929年1月6日，东北总参议杨宇霆给父母大办寿宴，大到什么程度呢？堂会、赌局、牌九、麻将都安排上了，最重要的是，他在东北主持军政16年，许多国内政要都来捧场，此外还有一帮趋炎附势的小喽啰也来集体献礼。

然而这些客人都不是他要等的人，他只等一人，就是新任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等他干嘛？当然不怀好意，就是等着干掉他。

张学良对杨宇霆不同寻常的举动早有怀疑，为预防万一，他早已加强了警戒。从帅府到杨公馆不过几里路，但五步一岗、三步一哨，戒备森严。

此外，警卫队队长谭海还对几个内卫特别交待，说不能离开少帅半步，一旦发生情况，先把杨、常干掉！而且强调这是一个死命令。

杨、常二人看张学良有备而来，没敢动手，这一天算是平安过去了，但很快杨、常就迎来了他们的死期。

杨宇霆父亲的祝寿活动结束后第三天，张学良就叫张副官去请杨、常二人前来公馆打牌。当张副官找到杨宇霆传达时，杨宇霆问了句：“都有谁？”，张副官按张学良的交待回答，说：“没有外人，长官和太太（于凤至），还有常省长（常荫槐）”。

杨宇霆说：“常省长在我这儿，呆会儿我们一块去。”

张副官回去马上回复给张学良，张又交代，等他们来了马上通知他。

杨、常二人七点到，按规定，任何人不得带武器进入帅府，外来的警卫人员不得进仪门，所以，他们两人的警卫人员被留在门外。

杨宇霆进入客厅后，脱了大衣，张副官帮他挂起来，顺便检查了他的大衣兜，发现衣兜里有手枪，张副官顺手将手枪装入自己裤兜里。

刚坐下，张学良接到通报马上就下来了，而且暗中对张副官交代，等他进去以后，要想办法再叫他出来。

张学良与杨、常二人寒暄了几句，张副官忙着泡茶，张学良却说，有客人给他送来了新疆的哈密瓜，叫张副官去拿来给杨、常二人尝尝。

张副官赶紧去取，但心里在想，如何把少帅再叫出来。寻思一阵后，他灵机一动，在外转悠了一圈后，进去对张学良说：“冰箱被队长搬到楼上了，我上去时太太正在洗澡，我就下来了。”

张学良听后马上站起来说：“你们二位等着，我去拿。”说完便离开了客厅。

张学良出来顺手把门带上后，用手捅了张副官一下，又用手指去指了指南边的门，然后又指了指客厅的门，之后才上楼。

张副官也不解其意，只能服从命令。当他把南门打开时，马上跳出四位大汉，手持枪械，张副官吓了一跳，但马上就明白了，眼前人都是老熟人，队长谭海，还有高季义、刘多荃和苑凤台。

之后他马上打开客厅的门，四名大汉一入客厅就是一阵枪响，张副官只看到杨宇霆身中数弹，晃了几下倒在地上，而常荫槐坐在沙发上没动一下就死了。

以上就是张学良狙杀杨、常二人的大致情形，这是一种说法，文尾还有另一种说法。

杨宇霆，时任东北军总参议；常荫槐，时任黑龙江省省长。这两人在张作霖死后，或者说死前，长期与张学良不和，最终导致张学良对他们痛下杀手。

“不和”的程度有多严重，何以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01 杨宇霆为何如此嚣张？

杨宇霆嚣张是有资本的，原名玉亭，字凌阁，后改为宇霆，字邻葛，自比诸葛亮，名字一改，彰显霸气，而这一切都是拜张作霖所赐。

杨宇霆是留日派，自小有才，19岁考中秀才，入奉天北关中学堂；1909年赶上东北变法维新，被选派赴日留学。

1911年返回国后，出任长春孟恩远第二十三镇排长；两年后，调为东三省都督府军械局副官。

由于受过严格的军事专业训练与学习，所以，他所带的军械局卫兵连，军容十分整洁。一次他的卫队正好被张作霖看见，对此大为赞赏，并专门查实了这支卫队的领导者杨宇霆，并将此人记在心上，以备后用。

1916年，张作霖作了督军后，收揽了大量人才，杨宇霆也在其中，出任了二十七师参谋处处长。

二十七师是张作霖的亲兵队伍，可见，张作霖从一开始就比较器重杨宇霆，后来经过几次内战，杨宇霆从中出谋划策，更是深得张作霖信任，一路高升，从参谋长做到总参议，再到江苏督军等职，一举成为张作霖的左右手。

有了杨宇霆在身边，张作霖几乎放手让他管，政府中的工作基本是与文字打交道，经作霖识字不多，也赖得看，所以，大多相关文字工作都由杨宇霆处理。

有时张作霖有些事只作口头交代，所有细节及如何推行，他都不管，都是由杨宇霆做主。

杨宇霆有时也自作主张处理事务，事后张作霖知道后，即便不合心意，他也不会横加指责，还是会放手让他去做。

可以说，在张作霖的放任下，杨宇霆达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养成了独断擅权之风，除了张大帅，基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就算是对少帅张学良也不会被高看一眼。

杨宇霆借着张作霖对他的信任，也笼络了不少人，发展了自己的势力。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张作霖深刻地认识到，时代不同了，和他一起出道绿林老伙计们不行了，根本不经打。

战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军务，这个重任就交给了杨宇霆。他主张用受过军事教育的军官派，因此网罗了一批新人，如姜登选、韩麟春、王树常、于珍、丁超等，都是他招募的，大多都是留日派，也是亲日派。

杨宇霆敢与张学良对着干，除了有自己的势力圈，他本人能力也还是有的。

比如他通过拉拢徐树铮，拦截了段祺瑞从日本订购的两万七千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张作霖用这批军火加编七个混成旅，奉军由两三万人发展到二十万人，由此壮大了奉军。

再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花重金收买了冯玉祥，促成了冯玉祥倒戈，回京拘押了曹锟，直军内乱，段祺瑞一败涂地，奉军因此占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张作霖高兴得合不拢嘴。

然而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主持兵工厂的一切事务。1914年，他就担任了军械局局长，之后16年一直在主理兵工厂，而张作霖对他又言听计从，要钱给钱，要权给权，耗资千万，张作霖也不查问。

说一千，道一万，杨宇霆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张作霖，如同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乾隆一死，嘉庆必然要搞他，而且，他与和珅一样，不知收敛。

那么，他干了哪些蠢事呢？

02 狂徒末路

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东北军内部其实已经分裂了，跟着张作霖卖命起家的绿林好汉，这波人享受高官厚禄，手握重兵，既是张作霖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东北军的实权派，如张作霖、张作相、汤玉麟、吴俊升等。

再一派就是以杨宇霆为首的亲日派，这一派中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验，想着独揽大权，老是怂恿张作霖问鼎中原。这一派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手中没有兵权，代表人物有：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

杨宇霆与张学良相差15岁，张学良的成长时代又经历了一个变化，他与郭松龄都属新型崛起的本土力量，同是陆军大学出来的，以他们为首的以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和速成学堂出身的学生为基础。

在这三派之中，亲日派与陆大派的矛盾较为尖锐，特别是郭松龄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陆大派主张走民主改革路线，而亲日派则一味擅权，捞取利益。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杨宇霆硬生生抢了郭松龄到手的安徽督军，转手给了姜登选，导致矛盾激化，促使郭松龄加快了叛乱的步伐，虽然失败了，但这两派的矛盾依然存在。

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十分要好，也特别看重他，依赖他，对杨宇霆诛杀郭松龄不可能没有意见。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做了一个对东北军最重要决定就是东北易帜，对此，以杨宇霆为首的亲日派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易帜他们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他们非常反对这一主张，并对张学良大肆辱骂。

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下定决心要易帜，并向全国通电，完成了中国在形式上的南北统一，这也成为他们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东北易帜后，杨、常二人以日本人为依靠，阴谋叛乱，并且有计划的在进行着。常荫槐在他掌控的黑龙江组建了一支两万多人的武装力量，并私自向捷克订购了新炮。当张学良问及此事时，杨宇霆也丝毫不避讳此事，还说国外武器先进，意在表明自己的装备要高过张学良。

更为过分的是，杨宇霆利用自己监管的东北兵工厂假公济私，要兵工厂加班加点造枪造炮，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要对张学良下手。

以对外方面，杨宇霆秘密派人到广西同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谈，同一切可以联合的人谈。

即使在寂静的深夜里，张学良也能听到杨、常二人的霍霍磨刀声。杨、常二人都不是简单的人，他们是张学良的前辈，要功名有功名，要手段有手段，要经验有经验，稍一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更何况，杨宇霆在张作霖死后，也作了不少作死的事情，加速了他的死期。

03 杨常二人作死的节奏

杨宇霆比张学良大15岁，他作张作霖幕僚时，张学良还是个小孩子，杨视张学良为子侄，到他长大成人，继承东北基业后，杨仍视张为后辈，背后仍叫他“小六子”，明面的称呼也好不到哪里去，叫他“总司零”、“小伙子”，极其无礼。

张学良也自知威望不足，对于父亲的这位亲信，他也是极力安抚，先是请他做副长官，让他坐镇黑龙江，他不肯；让他出任东北政务委员长，他也不肯。

外线走不通，张学良改走内线，他让于凤至同杨家三姨太结拜为干姊妹，把于凤至的生辰八字写成金兰谱，备好八项重礼都送到了杨府，三姨太也已经答应了，结果杨宇霆知道后极力反对，说辈分不对，把礼物及金兰谱都退了回去，于凤至丢了面子，张学良也碰了钉子。

上面我们说了，杨宇霆借为父亲办寿，并企图对张学良下手，结果张学良早有防备。张学良完全可以不参加，但出于对杨的安抚与拉拢，他还是去了。

杨宇霆平日对张学良一副轻蔑的态度，给了一帮趋炎附势者一种错觉，似乎真以为东北事务由杨宇霆说了算，在寿宴上，这帮人极力捧杀杨宇霆，而对真正的东北军继任者视而不见，视其为普通客人，言语冷淡，再次令张学良颜面尽失。

办寿刚过三天，杨宇霆同常荫槐就找到张学良，扔给他一份公文和任命，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所有组织章程及人员名单都弄好了，只让他签个字。

他们想把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拿到手，自做督办，常荫槐觊觎很久，想拿到这个优缺。但张学良说，中东路是中俄两国所有，事关外交，我方不能单方面行动，想收回就收回。

所以，张学良一再推脱说要再研究研究，但杨、常二人不罢休，一直吵到晚上吃饭的点，张学良请他们两人留下吃饭，饭后再谈，但杨、常二人也不给面子，说他们回去吃，吃完再过来谈。

两人走后，张学良不淡定了，他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杀与不杀，按他的话来说交给了天意。他取出一枚“袁大头”银圆，握在手中，心中默念，如果硬币抛掷落地后，大头朝上，那么杨、常二人就该死，否则就是时机未到，他还要再三思。

结果张学良连掷三次，都是大头朝上，看来天意如此，于是，张学良便下决心要诛杀杨、常二人。

一种说法是，等到杨、常二人再度返回大帅府时，张学良已经布置好了一切，将二人引至老虎厅，二话不说就干掉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学良下决心要灭杨、常二人，但实际上做了很多铺垫的。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加谨慎。

他先把负责对外事务的王家桢处长叫来，问他：“如果我们内部有人事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王家桢答：“如果纯粹是我们自己家的事，那就完全不用理会别人，不用理会日本人说三道四，而且他们也没有道理管我们的家事。”

张学良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就让他走了。

临近年关，张学良召集东三省的头面人物到奉天开会，开了一天，完全是走个程序，为开会而开会，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会一开完，少帅发话了，要单独留下他们，说大家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他请大家到大帅府打打麻将，吃点好的，听听戏，打打麻将，联络一下感情。

大家都很乐意，唯独杨、常二人心里惴惴不安，两天过后，该走的人也差不多了，张学良又特意将杨、常二人留下，说有要事相商，指定时间就是七点。

张副官把他们请进老虎厅，杨、常二人已经意识到不测，想要开溜，但为时已晚，数名手握机枪的卫士跳出来，三下五去二，两人毙命。

杨、常二人死后，卫兵用地毯把他们从老虎厅抬出来，先放到了东花园的隐蔽处，后来又送到了姜登选的“姜公祠”前面。

当晚全城戒严，不许任何人走动，直到第二天，才正式对外宣布杨、常二人被枪毙事件。

事后，张学良马上组织人写了杨、常二人的十条罪状，条条都是死罪，之后又把王家桢叫过来，叫他拿着事件报告去知会一下日本人，看他们什么反应。

日本人得知杨、常二人已死，他们以后只能同张学良打交道了，如果此时闹翻，恐怕什么利益也得不着，所以，日本人选择了默认。

为了安抚杨、常二人的家属及亲信，张学良特意申明，此事不涉及其他人，并向杨、常家属发放了一万元丧葬费，以示慰问。

对于诛杀杨、常二人，1937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认为干掉二人是为国除害，他们暗中勾结日本人，图谋政变。到张学良晚年时，他又委婉表示过后悔之意。

但时光已逝，如果可以重来，他还是会选择诛杀他们，即便有人说他是被人利用也罢，因为杨、常二人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就好比鳌拜与康熙，不拿下康熙说话算不了数的。

小结：

毫无疑问，杨宇霆、常荫槐是张学良在前进路上的两只拦路虎，如果不除掉他们，张学良无法在东北立足，除掉他们，彰显了张学良的胆略、智慧、才干和担当，同时给了敌对势力相当大的震慑，加强了东北军的向心力。

此后数年，东北在张学良的建设下，进入了最好的一段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