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画明皇幸蜀图作品赏析：山水本身意境成为画面的主要用意

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设色绢本立轴

55.9cm×8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游春图》展现给我们的是山水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稚拙向成熟的过渡，山水本身以及它传达的意境成为画面的主要用意，这一点最为重要。在唐朝，说起山水画，画史中记录最多的是被称为“大李将军”、“小李将军”的李思训、李昭道。李思训生活在唐高宗时期至玄宗登位最初几年，一生身居高位，曾任左羽林大将军，封彭国公，后又转为后武卫大将军，死后追赠秦州都督。他的儿子李昭道也一直在宫廷中服务。父子二人被人最为称道的是他们的“青绿山水”，所谓青绿山水，就是以大量运用石青、石绿等石色，技法以线勾轮廓，再以色填染为主的山水画种，这一类画带有明显的装饰性；后来的人将他们与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画家王维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以水墨为主要介质的山水画以其简淡抒怀的意境，与青绿山水成为截然不同的一种类型，代表形成中国山水画的两大系统，甚至在文人画理论十分盛行时，普遍出现抑李扬王的倾向。画史不过是写史人对于历史的主观印迹，每个人都能写出自己的一本艺术史，重要的是我们面前的画作。大、小李将军的画迹在宋代还有流传，但到了现在已经凤毛麟角，几乎无迹可寻，归为他们名下的几幅也难以定其最终的真伪。上面这一张现在被公认为由李昭道作底稿的宋代临本，《明皇幸蜀图》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李霖璨先生研究重新定名之前，一直只是被认为是一张无名宋人画的《关山行旅图》，艺术史家们工作发掘、开创性的一面可以以此为最好的范例。

如果将它与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唐朝墓室壁画或敦煌壁画风格对照比较，这是一张唐代画风十分明显的山水画作：画面中的空间与景物比例关系已经变得合理；山体多是空勾无皴，草木的画法也力求写实。

画面起首是最右面崇山远道中两位各着红衣、青衣的骑马者，画家把他们画到中景山峰最远处，似乎离大部队已经很遥远了，与画面最左端栈道上的3人遥相呼应，显得一行人的队伍拉得松散而漫长，十分艰辛，让人会一下子联想起李白在《蜀道难》中所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拍萦岩峦”之句。

重峦叠嶂，路转峰回，再看到山间人物时已经是近景右下角的一群远行的女士了。她们刚从峻岭中穿行而出，终于到了比较平缓的地方。颜色鲜艳的衣服，骆驼背着的虎皮，一看便不是寻常人家，而这些贵族女子此时也无法坐在舒服的车辇里，只能带着帷帽或者盖头，穿着裤装，自己骑马，完全一副长途跋涉的模样。

最关键的人物就在接下来那位骑马却步在桥边的红衣人，他就是唐玄宗。对于天子的表现，画家是有其独到之处的：面相天庭饱满，神态安详而自有一种威慑力在其中；其他人已经歪歪斜斜，困顿不安，而他却仍然气宇轩昂地挺直着腰杆；他骑的马更是与其他人有所区别，马鬃被剪为三辫，这是一匹三骢马，这种装饰的方法非常特殊，只有在唐太宗陵墓的昭陵六骏中有类似装饰的图像保存下来。虽然皇帝仍然保持着庄严的天颜，可是再好的骏马也有些招架不住了，整个重心在身体后部，似有怯心，桥这边可能是运载物质的队列，他们在河边小憩，有人挽起裤脚，独坐溪边；有人倚坐岩石，用手摸着可能是起了泡的脚；有几个人还在为骡子、骆驼卸下身上沉重的货物，其他的骡子已经在舒服地享受难得的休息，吃草打滚。过了这片溪边平地，又马上要上一段栈道了，骆驼和一骑马人还在走上坡，可是另一个骑马人已经翻过上坡，从他的身体角度来看，那肯定是个很陡的下坡吧。栈道依岩而建，纵然结束了“裘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历史，可是那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仍然让人想见其环境的绝险。

画家还非常注意细节，画了3个与这个远行的队伍没有关系的人物，一个柱杖老人站在骡群的左边看着休息的队伍；一个背着行李的父亲带着孩子，站在再次启程的人们的身后，看着他们远去。从衣着的颜色与帽子来看，这些只是百姓，也许山里很难见到如此场面，看起热闹来自然觉得很是有趣，看他们怡然的样子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人物呢，而这时的皇帝也实在顾及不过来什么避让了。画家构图以及所有细节的安排都围绕着行旅的艰险与困难，这种细微是许多当代画家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关于这幅画的研究，艺术史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人说这幅画的底稿是李昭道在唐明皇决定入蜀之前就画成的，与李白的《蜀道难》都有着劝诫的意味，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玄妙。但是仍然不妨将它与李白的《蜀道难》放在一起说一说。如果说李白的《蜀道难》是一种将蜀道之难一气呵成、排山倒海推给你，让你都有窒息之感的时候，这幅《明皇幸蜀图》却仍然描绘了一个风景还不错的环境，只是随着一点点细节的阅读，你才会渐渐感到似乎脚下的步伐越来越沉重，会为这些困顿的人们想，那个栈道再弯过去，会是什么样呢？好一个“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