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的初始症状和流感无异,随着疫情的扩散各个国家出现医疗挤兑,甚至在某些欧洲国家出现了暴动,你以为这是在说COVID-19?
这些其实是58年前的一本经典科幻小说——《复活之日》的情节。
它的作者小松左京是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星云奖的双冠王,刘慈欣坦言《三体》的创作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复活之日》写于1964年,小松左京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恢复、蒸蒸日上的时期,各方面都逐步走上繁荣的轨道,那一年还举办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东京奥运会,但小松左京却写了这么一个看上去黑暗、充满负能量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英国陆军的一个细菌战实验室里制造出一种超级病毒,它被人带了出去交给国际间谍,但在运输途中飞机失事,病毒扩散出去,造成了一种比西班牙流感还要严重的流感,迅速在人际间传播。由于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其他措施都应对不了,出现了大范围的死亡,最后全球35亿人几乎全部灭绝,仅有一万名南极科考人员在南极大陆幸存。
《复活之日》给人的感觉非常逼真,读来令人窒息。1975年角川文库再版时,分子生物学学者渡边格在介绍中说:“这绝不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小松左京笔下的世界,医院超负荷运转,街上堆满尸体,工厂和商店停业,食物供应断绝,民用航班停飞,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死亡人数很快就超过了二战战死者,就连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感染病毒去世,很多细节触目惊心。
小松左京的创作灵感来自他在《泰晤士报》上看到的伦敦某个研究所的鼠疫病毒引发感染的消息,后又从《科学美国人》等杂志上搜集了大量关于细菌战、病毒武器等的资料。他以科幻作家的敏锐,觉察出人类研制以病毒为基础的微生物武器,终将导致巨大的灾难。
小松左京很早就预告了科学技术革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并提出要警惕其双刃剑效应。他本人是学法语的文科生,却对科学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大量描写科学细节,使《复活之日》显出很“硬核”的特征。这部小说是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距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才不过十几年,但其中的生物学内容放在今天来看也不过时。还有对南极生态、海洋工程、潜水艇、中子武器等的描写,也都扎实详尽,甚至对怎样驱动一辆燃气动力汽车,都有工笔刻画。
向左滑动看不同版本的《复活之日》(图片来源于网络)
20世纪以来,科技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现实,它无处不在,浸入乃至支配人类生活,却也显出了它被滥用时的巨大危害性。小松左京在书中多处讨论了科学家所应担当的角色,包括提到爱因斯坦和海森堡等人的作用。小松左京认为,少数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便可以制造出能灭绝全人类的病毒,如果不慎泄漏,或者被不法分子买走甚至抢走,再转手卖给有野心的国家或组织,就可能引起灾难性后果。如何应对这种工业化时代的新型危机,是人类的重大课题,甚至是首要课题,因为我们正在史无前例地面对一种新的“行星级危机”。
《复活之日》的主题,跟小松左京后来在《日本沉没》等作品中所表达的一脉相承。他始终思考着我们在宇宙中的命运以及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对人类的自我毁灭怀有巨大担忧。为什么一个消除恶魔的事业,反而制造出更大的恶魔?他怀疑人会成为第一种自己灭掉自己的生物。这里最严峻的挑战还不是病毒和核武器,而是人类自身的隔阂、猜疑、争斗,这些阴暗面因为人类掌握了更先进更复杂的科学技术手段而变得更为危险。
在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创立以及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基础上,人类创造出比历史上所有时期所创造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却也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触发了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并拥有了可以自我毁灭以及毁灭整个地球的手段,包括核武器、纳米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复活之日》用文艺的形式,极有预见性和紧迫感地拉响警报,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小松左京也由此揭示了写作的意义:离开了对当代问题的深度思考,科幻小说就会变得浅薄;文学必须面对时代的尖锐命题,而不能是看似精致却苍白空洞的文字游戏。
这部小说描绘的景象是凄凉的,它直接对读者道出,我们都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幸存者,要时刻用“向死而生”的态度来对待时下的生存处境,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要有“自救”的勇气。《复活之日》蕴含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巨大悲悯。小松左京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类社会是一个野蛮的、还未成熟的文明,如果假以时日,将会创造辉煌,复活后的世界不应该重蹈大灾难之前的覆辙。
本文改编自:韩松“我们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幸存者——读小松左京的《复活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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