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高分何兆武《上学记》读后感：何兆武先生口述回忆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坚决捍卫真理，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是我们难以体会的。

当时的中国，一面将外侮御于墙外，一面各路军阀互相内阋，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耻辱，直接点燃了青年学生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何先生生于1921年，并未亲历过五四运动的浪潮，但他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经历的林林总总，仍然能给我们提供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历史脉络。

北洋军队的军歌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滑稽可笑，混战的军阀们丝毫没有长治久安的建设，他们拿不出有价值的意识形态，只关心争地盘。

这也恰恰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环境，如果是在一个严苛的思想专制下，“科学，民主”等口号大抵上是难以燎原。

何先生上小学时，在国民党执政下，政府有意灌输三民主义，按理说是有了意识形态的统治了，但何先生记忆犹新的一件小事，可见当时国民党党性之低：

一位教国文的教师是国民党党员，在课堂上公开调侃：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据说还有一个宋妙龄，所以总理遗像的这对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人说可以改成“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需努力”。

因此，何先生提到：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

在那个烽火中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日本飞机常来轰炸，生活异常艰苦，但同学们的士气并不消沉，失败主义的情绪也不流行。

在战乱、混乱、错乱下，联大的学生大多背井离乡，他们的生活清贫，精神世界却非常丰富。

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幸福所在，他们总是乐观、天真地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战后的世界一定是民主自由的。

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美好的；另一个是整个社会前景也会更加美好。

并且，幸福应当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而不是简单盲目的信仰。

就像何先生崇尚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他认为：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的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我以启发，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兼并包容”，鼓励新旧文化之间的学术之争，西南联大也为学子创造了一个思想、言论自由的圣地，培养出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大师。

当时有许多不修边幅的文人，比如刘文典，经常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有一次，蒋介石请他见面，问他就是刘文典吗？他回道：你就是蒋介石？

何先生又谈到许多琐事，足以证明当时的学生，同样具有知识分子放浪形骸的习气。

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时常在学校高谈阔论，有次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是老糊涂了吧。”

何先生亲耳听到这段对话后，被杨振宁出格的狂妄所震惊，但他后面想到，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任何学术都应该如此，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应该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背后，大概难以有所作为。

“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这是何先生钟爱的一句诗。

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逝了。

他看待学习，不愿说追求这个词，这样显得太紧迫、功利化，他更愿意说是在漫游、欣赏。

就像书中写的：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